中方追捕组成功劝服胡星自愿回国归案

时间:2019-10-29  author:伍店斗  来源:澳门电子游戏  浏览:178次  评论:95条

   7.我们就守在这里,他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

  2月15日凌晨,当追捕组抵达新加坡时,正是这个时尚的岛国尽情展现她的迷人夜色之际。顾不上欣赏美景,顾不上旅途劳顿,他们向赶到酒店的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公使黄勇介绍了案情。鉴于中国警察不能在新加坡执法,不能公开进行调查,众人商定,还是先争取当地警方的帮助。天亮之后,再由使馆的吴冬梅总领事与新加坡警察局联系。

  没有想到的是,新加坡警方避而不见。千里迢迢飞到新加坡,连新加坡警察局的门都进不去,何谈缉捕?

  这是追捕组在新加坡过得最压抑最漫长的一天,5人如同困兽一般坐在酒店的房间里,气氛沉闷到了极点。猛然间,蒋平一摁烟蒂站起来说:“我们就守在这里,他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!我就不信有这么怪的事,就在眼皮底下还抓他不住?”坚韧的信念激发起大家的斗志。他们清楚,他们身后有千万双期待的眼睛。他们唯一的选择是:不辱使命!

  晚饭时分,吴冬梅总领事终于带来了好消息:经过大使馆一天的斡旋,新加坡警察局终于同意第二天上午双方面谈。

  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谈判。中方据理力争,而对方也寸步不让。吴冬梅和卢保良、李玉红分别代表外交部和公安部向新加坡警察局局长助理李水发、行动署主任熊衍庆等4名警官表达了警务协助的请求,蒋平随后通报了案情:胡星在中国有经济犯罪嫌疑,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去。如果根据新加坡法律这样做有困难,请控制住不让他离开贵国国境,我们通过你们认为可行的渠道寻求解决的方法。

  按照前天晚上商定的原则,既要引起对方足够重视,又要反映胡星没有携带大量资产进入新加坡,也不是什么高官,所犯罪行也不是特别引人注目。所以,蒋平强调胡星只身仓惶出逃,连自己的护照都没有拿出来,只能冒用其弟的护照。

  谈判中对方问:“胡星在中国算什么级别的官?”

  蒋平回答:“他是交通厅副厅长,在云南省算个中层干部。”

  对方又问:“交通厅是干什么的?”

  蒋平轻轻松松地说:“修路的。”

  对方小心翼翼地问:“那我们能知道他的罪行有多严重吗?”

  蒋平说:“我们初步查证他有受贿的嫌疑,但掌握的只是线索。至于数额有多大,只有法院审判后才能认定,我们来带他回去,就是为了搞清楚他有多大的问题。”

  回答无懈可击,新加坡警察也表示理解。蒋平进一步说:“通过他E-mail的IP地址和网上订房信息可以确定,胡星就住在这里的莱佛士酒店。”奇怪的是,新加坡警察对此不置可否,只表示:按照新加坡法律,如果没有现行犯罪,新加坡警方不能拘捕胡星。

  眼看着对方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肯让,蒋平只能使出“杀手锏”:“我们有瑙鲁国外交官的证明,胡星使用的是他人的护照,按照贵国的法规,请你们把他扣留下来。依照国际惯例,胡星应该被遣返至其假照出发地――中国上海浦东机场,同时,鉴于胡星以‘李力’身份办理了澳门投资移民,取得了澳门居住权,你们也可以将胡星遣返到澳门。”

  李水发早有准备地回答:“瑙鲁驻泰王国总领事的函件我们也收到了,但这是一个个人函件。我们得通过我国外交部向瑙鲁国外交部求证后,才能采取相应的行动。”

  蒋平急了:“你们可以不必等待瑙鲁国的证明,我来给你们证明。现在!”

  此言一出,不仅新加坡警方4人愣住了,连中方几人都面面相觑:他哪来的瑙鲁国外交部的证明?

  蒋平拿出两套户籍资料摆到桌上:“不就是证明他使用的护照是他弟弟的吗?请看,这是胡星和胡波在中国的户籍资料:胡波1960年6月23日出生,与瑙鲁国护照上的登记一致;胡星1958年10月16日出生,你们可以查查看,护照上的照片是胡星。这些户籍资料都已经翻译成英文,按国际惯例进行了公证,是有效力的证明文书。”

  对方没有想到中国警察有这么一招儿,一时没有回答。但他们很慎重,说要研究一下。新加坡警察礼貌客气,却处处打“太极”,眼看着谈判就要进入胶着状态,蒋平霍地站起来朗声问道:“请问各位,警察是干什么的?警察就是执行法律、打击犯罪的!我这里有中国公安部的通缉令、向国际刑警组织申报红色通缉令的文件、案件卷宗,而且全部都按照国际惯例翻译成英文、经过了公证。我要特别强调的是,联合国的反腐败公约,我们两国都是加入国,胡星的行为放在贵国也是涉嫌犯法的,况且贵国的反贪力度举世公认。我们已经证明了他是嫌犯,是中国政府通缉的人,警察的职责不就是嫌犯潜逃以后把他捉拿归案吗?我们现在已经追到这里了,难道能够眼睁睁看着他逍遥自在,而我们却束手无策吗?作为同行,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我此刻的感受!你们也一定不愿意看到我空手而归!我相信,如果有一天你们到中国需要我们的警务协助时,你们也会有这样的心情!”

  对方显然没有料到蒋平会突然“动之以情”。沉默了一会儿,李水发说:“蒋局长(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对外又称经济犯罪侦查局),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,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法律。我们只能保证,如果收到瑙鲁外交部的证明,我们一定将胡星遣返回去;在此之前如果他离开新加坡,我们一定通知你们。你带来的户籍资料我们会留下认真研究。”

  这似乎是谈判的最大收获了。追捕组以证据说理开路,又以大义晓之、情感动之,可看上去对方仍无动于衷,大家都觉得有点失望。但蒋平觉得,他关于警察职责的那一段慷慨陈辞还是引起了一点共鸣,在感情上,新加坡同行一定会有所触动。

   8.胡星要离开新加坡了,追捕组却还未能申请边控

  就在追捕组与新加坡警察谈判的同时,云南警方对胡星的监控显示,胡星有要“动”的迹象。

  自从来到新加坡,胡星已经换了3个酒店。他确信自己被跟踪,而且跟踪者丝毫不掩饰行迹。他“觉得走投无路,整天忐忑不安,寝食不宁”,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“惶惶不可终日”。胡波从加拿大传给他的消息更让他心惊胆战:昆明已经派人追到新加坡了!他在与胡波的通话中揣测:跟踪的人是新加坡警察或是中国警察?还是黑社会来敲榨?任何一种猜想都令他“惊恐万分”。他对刘伊萍说,我已经买了机票,要回到我办护照的地方去,但是我可能走不掉;如果不能成功,我只能回来面对一切。

  从新加坡警察局出来,新加坡华人唐先生请蒋平一行吃饭。唐先生仗义友善,在当地人脉广布。席间,蒋平正为上午谈判无果而食之无味时,唐先生热情地指点迷津。此时,专案组从昆明紧急通报:胡星已经买好机票,随时会离开新加坡。

  胡星就要从眼皮底下溜走了,而追捕组甚至还没有去移民局请求办理边控手续!刚到新加坡时,大家分析形势认为,从种种迹象来看,新加坡警察似乎已经将胡星纳入视线范围,掌握了他的行踪。如果马上找移民局,警察局很可能就此甩手不管了。移民局只管着口岸,只要胡星待在新加坡永远不出境,移民局是没有办法的;而且,移民局只能监控Hu Staney B.的瑙鲁国护照,要是胡星还有一个其他护照,那就只能眼看他远走高飞而徒呼奈何了。因此追捕组决定还是依靠当地警方控制住胡星。

  他们立刻赶到使馆与黄勇公使商量对策。黄说,早上会谈的结果他已经知道了,他已与新加坡外交部官员直接通话,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表示,现在已经证明了胡星使用他人护照进入新加坡,若新方还把他放走,这是对中国政府的不负责任。

  这番话相当于口头照会,分量很重。可是从外交部传达到移民局,其间要耗费不少时间,哪里等得?这时唐先生忽然想起:他曾经有一个朋友来新加坡时,由于护照出了点问题,被人举报,在移民局被暂时扣押了48个小时接受调查。如果有人举报胡星,不是可以大大缓冲我们的时间吗?问题是,举报人必须是新加坡公民。唐先生说:“我来写信举报胡星!”

  黄勇公使大喜,马上叫秘书打印出一封正式的举报信,唐先生签上名后,大使馆立即派人送往新加坡移民局。可是怎样让移民局马上受理、立即对胡星实施边控?唐先生又生一计:请他的一位和新加坡移民局熟悉的朋友直接找局长,先实行边控,再走程序。

  能做的只剩下等待了。追捕组又回到酒店里发呆。下午4时,唐先生举起手机给众人看短信:“胡星已被移民局列入黑名单,请放心。”心上石头落了地,房间里一阵欢呼雀跃。在大使馆、祖国侨民的合力下,“Hu Staney B.”这下插翅也难飞出新加坡了。

  然而短暂的欣喜过后,大家又笑不出来了:根据新加坡法律,使用别人的护照将被处以两次鞭刑和3个月的监禁。3个月后,新加坡方面会不会把胡星交给中方还很难说,事情可能还是回到原点。让胡星被移民局扣留,实为下下策。

  追捕组已经查明胡星入住的酒店和房间号,也掌握了他的手机号码,但目前唯一能做的却只有等待时机。根据消息,胡波回到加拿大以后大病一场,近几天已经出院,如果他再次飞来新加坡“拯救”其兄,再带来一本新的护照,怎么办?

  值得庆幸的是,可以确定整日跟踪胡星的人是新加坡警察。早上新加坡警察对胡星住处信息完全不感兴趣,恰恰暴露出他们已经监控了胡星,这至少说明他们对此案的重视。这是中国的外交努力、公安部的交涉以及追捕组的辛勤工作取得的一大成果。

   9.你的出逃很不明智,起码不够男人

  2月17日,中国农历大年三十。昆明传来消息,胡星又跟刘伊萍通话,称自己马上要离开新加坡,“如果顺利,20号再联系”。追捕组紧急跟黄勇公使商量:不能让他离开新加坡,也不能让他被监禁3个月。蒋平提出:“去找胡星谈,打消他继续逃亡的念头,劝他跟我们回去!”

  这个设想太冒险了。谁去谈?怎样谈?谁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问题?胡星在新加坡警察的控制之下,不能贸然前去找他。还有,万一打草惊蛇,他跑了怎么办?谈话中他做出不测之举怎么办?哪怕他喊叫一声,中国警察就涉嫌在新加坡执法,这可能导致外交争端,谁负责?

  正在反复研究中,这时昆明又报来一个重要线索:胡星在拨打云南省委有关领导的电话,但没能接通。他想干什么?是想试探跟踪他的人是否中国警察,想讨价还价,还是想投降?

  箭在弦上,不得不发了。蒋平说:“我去找他谈!”他认为,胡星此时已经购买了再次逃离新加坡的机票,并且已经和刘伊萍作了告别,不太可能轻易投降。给省委领导打电话也许只是想探探虚实、摸摸底,或是虚晃一枪、麻痹一下中国警方。但是,蒋平细致地分析了胡星的心理状态:他的出逃虽蓄谋已久,却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仓促上路,没有携带太多现金,又在英国和香港屡屡碰壁,狼狈不堪,如丧家之犬。在新加坡又被不明底细的人跟踪数日,更是惶惶如惊弓之鸟,感到了极大的不安全,无形罗网似要扑面而来。他备感孤独无助、前途黑暗,已被逼到角落里。“劝降”有风险,但并非毫无胜算。

  蒋平拨通了省政法委孟书记的电话,请求同意给胡星打电话。孟书记只问了两句话:“使馆同意吗?有没有把握?”听了蒋平的分析推理,他果断地指示:“打!”事后回想,蒋平感到,孟书记的这个决定包含了巨大的信任。此去孤注一掷,成败在此一举!

  2月17日12时57分,蒋平拿起手机,众人都围了过来,屏息凝气。

  电话接通了。蒋平用昆明话说:“你是胡星?”

  对方警觉反问:“你是哪个?”

  “我是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蒋平。”

  “哦,我知道你。”

  “我告诉你,你的周围是新加坡警察,新加坡警察的外围是云南省公安厅追捕组,我就是孟书记在新加坡的代表。你刚才不是打电话找省里领导吗?”

  对方沉默。

  “我知道,你就在莱佛士酒店1750号房间,我知道你正在收拾东西,我警告你不许出门!不允许有任何动作!”

  胡星慌了,不知道追捕组监控到了什么程度:“我没想走,我只是整理一下书。”

  “现在只要你离开房门,你就会因为非法持有他人护照被新加坡警察逮捕!根据新加坡法律,你会被处以两次鞭刑和3个月的拘禁,然后移交中国警方处理!”

  继续沉默。

  “如果你愿意跟我谈,跟我们回去,出逃这一情节的责任,可以不追究。”

  这个电话就像一枚炸弹,将胡星的心理防线炸开一道溃口。他感觉自己如瓮中之鳖,中国警察居然监视到了自己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!他一时不敢轻举妄动。

  挂断胡星的电话,“我感觉他精神濒临崩溃,有戏!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蒋平喜形于色。

  蒋平和卢保良等人跳上大使馆早已备好的车,再次拨通胡星电话:“你在房间等着,一步都不许离开!”大使馆工作人员此时将打印好的《自愿回国申请书》递上。黄勇公使特别嘱咐:一定要在新加坡警察的眼皮下谈,千万不能去房间,而且绝对不能动手!不然只要胡星叫声“绑架”、说自己是被胁迫的,就前功尽弃了。汽车正要开动时,吴冬梅总领事追上来:“要不要订机票?”那一刹那,蒋平陡生信心:“订!今晚就走,我有决心把他带回去!”

  莱佛士酒店有好几个咖啡厅,蒋平找了一处能从二楼俯瞰监视的桌子坐下,大使馆的申秘书坐在另一桌,卢保良上了二楼。一切准备就绪,蒋平通知胡星:“到咖啡厅来,不许带任何东西,不要让人觉得你想出逃!”挂断电话,手机定格在2月17日14时14分05秒。

  等了10多分钟,胡星才下楼。仅仅20多天的逃亡生涯,那个原本意气风发的省交通厅副厅长显得落魄潦倒,神情黯淡。环视周围,蒋平立刻感到新加坡警察悄然围了过来。

  蒋平单刀直入:“胡星,我觉得你的出逃太不明智,起码不够男人!你把昆明的那些问题丢下不管,丢给你弟弟,甚至丢给你的情妇刘伊萍,你觉得公平吗?是你做的事情,你为什么要躲?你认为你躲得掉吗?我早就盯着你了,你在香港住的是爵悦庭,到了英国没能入境,你在莱佛士酒店之前住在文华酒店,对不对?我跟了你一路,你是跑不掉的!我只是不希望你在这里受监禁、挨鞭刑。”

  胡星听得目瞪口呆。不会抽烟的他一支接一支地吞云吐雾,烟灰缸很快就满了。

  “你的周围都是新加坡警察,你没看出来吗?你的护照有问题,你一动,就会被捕!”

  胡星嗫嚅着说:“老二(指胡波)不是说没问题吗?”

  “我都能证明你的护照是变造的!你的案子是经济犯罪,无论走到哪个国家都是逃不过的。你已经寸步难行了,回去是你唯一的出路!如果跟我回去,出逃的情节不追究。出逃有多严重你知道吗?你是共产党员、国家干部,出逃就是叛党、叛国!回去后只要你如实交待经济上的问题,认罪态度好,还可以换取减刑。”

  胡星抬起头:“蒋总,我弟弟胡波不太懂中国的法律,他受国外教育比较多,可不可以放过他?”

  蒋平说:“可以!胡波帮助你出逃的事可以放过,但其他经济上的问题,回去和反贪局讲。只要你跟我回去,连刘伊萍帮助你出逃的情节,我们都一并放过!”

  这个表态一举击中了胡星的软肋。他当即抓住蒋平的手:“你是我的救命恩人!我信任你!”

  蒋平示意申秘书把《自愿回国申请书》给胡看:“致新加坡警察局,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胡星,我在中国境内犯有经济犯罪,现自愿回国,请新加坡警察局予以协助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胡星”

  胡星提着笔半天落不下去,笔尖颤抖:“我这一签,就全完了。”蒋平说:“不,是重新开始!你本来就全完了!”良久,胡星在文件上写下:“我是中国公民,我自愿要求回国。胡星。”

  下午3时多,新加坡警察局局长助理李水发在大使馆的通知下,率员来到酒店。此时胡星的心理防线已经完全被击溃:“我是中国人,他们是我的亲人,我要跟他回去,请给予方便。”

  李水发握住蒋平的手:“祝贺你!我们已经研究过,支持你们把他带回去。但是,胡星现在得由我们看着,请你理解。你们抓紧时间办手续,通知我们航班号,我们机场交人。移民局方面也由我们来协调。”

  蒋平也明白,自己带着胡星很可能被误会为跨国执法。他接受了李水发的善意:“我不知该如何感谢你!”李水发摇摇头:“不用说了,我们都是警察。”两名职业警察的眼神交织在一起,蒋平在李水发的眼中读出了理解、尊重和钦佩。

  下午4时30分,与新加坡警察交割完毕,蒋平才发觉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,但饥饿感被胜利的喜悦压倒了,他与大家相视而笑:“今晚可以在这里吃顿开心的年夜饭了!”

  2月18日凌晨0:05,追捕组带着胡星登上了中国航班。起飞前,蒋平给专案组领导发出一条短信:“这个春节可以过得愉快了。天道酬勤……”

  回首高度紧张的20多个日夜,追捕组的同事们感慨万千,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下来了,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意志、智慧和胜利而自豪。但他们也明白,缉捕行动的勋章上镌刻着群体的名字:云南省委、公安部的高瞻远瞩,调动了大量资源保障追捕行动;发现犯罪线索的检察官――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40多人参与查办“胡案”,他们的出色工作为缉捕胡星打下了基础;先后参加追捕组的警官、检察官优秀的敬业精神、职业素质和团队合作意识铸成了锋利的“追捕之剑”;后方,云南省纪委,云南省公安厅刑侦、经侦、边防、出入境管理、法制等部门协力提供了及时而强大的支持;广东省公安厅、港澳警方的协查配合也对追缉必不可少,而新加坡警方在他们的法律范围内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。“更重要的是,”专案组组长郭永东感受深刻地说,“云南省委高度重视,李汉柏、孟苏铁两位常委直接领导、亲自坐阵指挥。这是我们成功的关键!”

  3月28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作出重要批示:“云南省委、省纪委工作得力,公安部门的同志有功,应予以有关同志表彰。”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批示:“这是一次成功的跨国追捕。”

  胡星归案了。据这名目前被拘押在看守所的外逃高官供述,在担任昆明市副市长期间,他利用职务便利为家人牟取利益,其弟胡波和胡彬先后在昆明开发多个楼盘,获利甚巨;他向省内多家

房地产
企业及来滇投资的省外企业索要、收受贿赂高达数千万元。

  4月27日,云南省纪委研究并报省委决定,给予胡星开除党籍、行政开除处分。等待胡星的将是法律的审判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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